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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官网这块肥皂是上海乃至中国肥皂工业发

    发布日期:2020-07-10 03:32    

  “臭肥皂”要用棉纱线一割为二,晾干才能用。用到最后一点点也舍不得扔掉,要粘在新肥皂上。放学回家,家长第一句话通常是“皮皂搨一搨,挪手汏清桑。”儿时关于这块小小的肥皂有许多疑惑,为什么这么“臭”,却有那么多人买?为什么“硫磺”这种奇怪的东西会用来洗涤呢?

  肥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必需品,这种洗涤用品历史悠久。“肥皂”一词最早见于宋人庄绰所著《鸡肋编》,书中记载“(肥珠子)木亦高大……子圆黑肥大,肉亦厚,膏润于皂荚,故名肥皂”。它虽和与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肥皂含义不同,但因功能类似,故此后中国对这一舶来品的翻译就沿用“肥皂”这一名称。

  以前,中国北方的人都用猪的胰脏、板油以及碱,捣一捣,放着晒干几天就可以拿来洗东西了,称作“胰子”。南方则多称为“番枧”“肥皂”。也有人们用清水来浸草木灰,过滤以后,用这种物质来洗衣服。亚洲城官网!之外还使用含有皂苷的植物提取物,如皂角等。

  肥皂的发明据传是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而近代肥皂工业诞生于西方。18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步伐,肥皂工业的生产模式逐渐向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英、美两国相继崛起为肥皂工业强国,开始向海外输出肥皂商品。此时,中国市场开始受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肥皂商人的重视,肥皂贸易逐渐兴起。

  固本,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几乎就是肥皂的代名词,它的百年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上海乃至中国肥皂工业发展的缩影。

  19世纪中后期,中国广阔的市场开始进入西方肥皂商人的视野。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姚贤镐著,中华书局1962年版)史料记载,在五口通商前,少量欧洲肥皂作为“夹带品”就已通过福建和广东等地进入中国。

  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商凭借强大的实力率先在浦江畔立足,抢占上海肥皂市场的先机。1854年,英商洋行率先将肥皂传入上海市场。当时数量极少,主要供外侨使用,故俗称“洋夷皂”。

  随着肥皂等家用杂物被列入进出口免税之列,各洋行开始批量进口肥皂。1859年上海的肥皂进口数量为155担(一担=100斤)。1860年,上海初现肥皂转口贸易,为59担,占上海前半年肥皂进口总量的35.1%,自此肥皂开始由各商埠进入中国内地。

  当时,对于上海本地居民而言,使用肥皂尚属一种高档消费,因此售卖肥皂的洋行多在广告后标明“蒙士商赐顾”。可见除洋人外,只有少数富有资财的士商会购买肥皂,并将之作为礼物互相馈赠。

  1872年5月6日《申报》刊发的一则启事,其中写到“有上等黄色洋夷皂出售......蒙士商赐顾者请至本行交易......” 落款为马立师洋行(Morris,Lewis & CO.),这也是一家开埠早期在上海较为活跃的英资企业

  1888年,英商美查兄弟(Major Brothers & Co.)率先于上海投资生产肥皂。美查兄弟回国后,该厂在沪业务转交祥茂洋行经管。此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祥茂肥皂有限公司(Gossage & Sons (China),Ltd.,William)出产的祥茂牌洗衣皂一直占有上海乃至国内较大的市场份额。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利华兄弟公司,它由威廉·海斯凯斯·利弗(William Hesketh Lever)和其弟(James)1885年创立于英国沃林顿,其分支机构遍布40余个国家。是英国最大的肥皂制造商。我们现今熟知的联合利华公司就是其与荷兰Margarine Unie人造奶油公司1929年合并而成。

  1919年,利华兄弟公司收购卜内门洋行(Brunner,Mond&Company,Ltd.)下属的两家肥皂公司及白礼氏皂烛厂,创办中国肥皂矿烛公司(The China Soap and Candle Co.,Ltd)。1923年2月15日,中国肥皂矿烛公司将矿烛产销业务全部转让给上海亚细亚石油公司,改组为中国肥皂公司(China Soap Company,Ltd.),一次性投资白银800万,在杨树浦路附近购地280.7亩建造新厂,这就是上海制皂厂的前身。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日等国的企业也纷纷进入上海市场,期望能从中分得一杯羹。其间较为活跃的有日商积善洋行、瑞宝洋行(1919年变更为上海油脂工业株式会社)等。而此时一家德资肥皂企业的出现,却为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肥皂产业埋下了伏笔,这就固本肥皂厂。

  德商固本肥皂厂开设于1908年,关于其创设过程各类史料说法不一,有说是嘉瑞洋行(Soyka,L.,Import & Export)主导,也有说是德商鲍姆(Boehm,也有翻译为“盘门”)开设。小编查询相关历史文献发现,其实这两位之间是有着密切关联的,而起到关键作用的,很可能就是鲍姆。

  据黄光域所著《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记载,瑞嘉洋行为上海德商贸易行。1901年前,由瑞嘉(Ludwig Soyka)主持开办。先后在广东路、四川路、北京路营业。汉口及汉堡设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兼相关工程业务。代理德商固本肥皂厂。1917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停业。

  Perfumery and Essential Oil Record 是日用化学产品界较为知名的一本年刊,由伦敦G. Street & Co., Ltd.,创刊于1910年,连续出版到20世纪70年代。其1914年卷中对古斯塔沃·鲍姆(Gustav Boehm)创建固本肥皂厂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其中还提到了1909年开始生产肥皂,其厂建在上海的一条小河岸边。这里的小河指的就是肇嘉浜

  1911年,古斯塔沃·鲍姆(Gustav Boehm)在瑞嘉洋行使用的信封

  1914年,古斯塔沃·鲍姆(Gustav Boehm)在固本肥皂厂使用的信封

  注:关于“固本”这一品牌名称的来源,至今并无确凿说法。有说是德商建厂时,引用了中国古代典集中“固本培元”“深根固本”的寓意;也有推测是源自创立者古斯塔沃·鲍姆,各取其名和姓的首字谐音,并赋予中国传统中医文化中“扶正固本”的含义。无论如何,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考据

  该厂资本约五十万元,厂址位于徐家汇谨记桥南。机器设备均购自德国,并由德国技师担任骨干,当时号称可“月产化妆皂20000打,洗涤皂7200箱”。1914年,一战爆发后,德商响应政府号召归国援建,将固本皂厂委托华商代管,希冀战争结束后继续经营,未能如愿。后出让于买办张云江,更名为张云江肥皂厂。由于张云江不擅经营,皂厂生意惨淡,只能寻求低价脱手。就在此时,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时任五洲药房总经理的项松茂。

  1918年12月8日《申报》刊登的徐家汇固本肥皂厂被查封的消息,当时中国政府已对德宣战

  1919年8—9月间,固本肥皂厂在《申报》上连续刊登同业公启,说明该厂已完全由国人接办。其中提到“啓者固本廠,所出各種香皂、塊皂、條皂,價廉物美,久已膾炙人口。自今春歸張雲江君接辦以來,完全由華人製造,特聘精於化學之華工程師等,悉心研究,故所出之皂較前更爲優美,以致同客異常歡迎,銷路之暢旺,實有應接不暇……”

  项松茂,名世澄,别号渭川,浙江鄞县人。14岁至苏州当学徒。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上海中英药房(Anglo-Chinese Dispensary Co.,Ltd.)会计,后任汉口分店经理、汉口商会董事。清宣统三年(1911年),返沪任五洲药房总经理,直到民国21年(1932年)。在这期间,曾亲赴日本考察药业,并派人赴欧美学习,引进先进技术。民国6年(1917年),开办天津五洲药房支店,并以资金和产品帮助建立伯特利医院(Bethel Hospital,现今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前身)和福幼医院。

  民国十年(1921年)项松茂看准时机,力排众议,以12.5万两白银接手固本厂,并于6月将总资本扩充至一百万两,易名为“五洲固本药皂厂”,正式进军中国肥皂行业。为成功生产肥皂,项松茂屡邀技师进行肥皂生产试验,他原想沿袭德商经管时期的制皂工艺——“石灰碱化间接制造法”。但该工艺创始人在英、美、德三国均注册专利,故而采用者都严守秘密,不肯外泄。项松茂又亲赴日本考察,并详细探听中肥制皂过程,亦不得其法。随后项松茂委派制皂部主任傅怀琛以临时工身份化名进入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工厂进行摸底,最终弄清制皂工艺的关键。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试制成功。

  1921年,项松茂还收购了亚林化学制药厂。1925年,继续收购中华振记香皂厂和南洋木塞厂,实力大增,产品遍及亚林臭药水、东吴药棉、甘油、牛痘苗、人造自来血和肥皂,成为中国西药业设厂自制药械之先驱。其间,叶秉衡在黄炎培的推荐下加入固本厂,使得制皂工艺得到进一步提升。至1928年项松茂又添建厂屋多幢,工厂总面积从初期二十余亩扩至三十余亩。五洲固本药皂厂分制皂、制药、研究和事务四部,其中制皂、制药二部各自独立。

  据《产销情形:五洲固本药皂厂》《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每周汇报》(1936年第2卷第30期)及中华书局1947年版《制皂》刊载的资料显示,当年五洲固本厂的管理严格有序。“有男女工共二百余人,待遇优厚。男工日薪3~5角不等,女工日薪2~3角。统由工头管理,技师指导。每日上工时间早七晚五,中间可午休一小时。且每隔一天晚间加班四小时。不供饮食,但提供约可容纳百余人的职工宿舍,屋内洁净,条件甚好”。此外厂内还设有卫生处、消防处及秋千、草场、铁环、篮球等娱乐设施。“其一切设施甚为完备,求之国货皂厂中不可多得也”。

  上海的民族制皂工业起始于1889年的广艺公司。1907年,董甫卿投资三千元在闸北永兴路创立“裕茂皂厂”为华商规模工业化制皂首家。20世纪的前二十年是上海民族肥皂工业快速发展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对于肥皂等军需物资的需求大幅增加。然而各交战国的制造工业因受战争影响,应接不暇,因此大量的军需物资都需从中立国或受波及较小的国家进口。

  这一时期,上海凭借港口优势和发达的肥皂工业成为中国肥皂出口重镇。再加上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各类富商绅士投资办厂热情高涨。1919年后,随着民众爱国反日情绪的持续发酵,“提倡国货,信用国币,保全国信”的呼吁在全社会形成浩大声势。这些都为民族制皂工业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说,项松茂的远见和五洲固本的崛起恰逢其时。

  1922年,固本皂在上海国货展览会上荣获农工商部颁发最优特等奖,当年营业额达到26.4万两。项松茂在股东大会上报告:“(五洲固本皂厂)所制肥皂成绩甚佳,粗皂香皂销路极畅。若今年再加整顿,前途颇可乐观”。1923年固本厂营业额升至32.9万两,1924年达到38.3万两。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反帝浪潮,人民自觉抵制外货,当年固本皂营业额激增至59.6万两,仍供不应求。1927年,固本肥皂日产量已达400箱,1928年为800箱,1929年为1000箱,1930年升至1500箱,1931年达到2000箱,是当时沪上民族肥皂业中当之无愧的领军企业。

  项松茂带领固本在外商盘横的肥皂市场中异军突起,他还积极投身各项社会事业。先后出任上海租界华人纳税会理事、上海市商会议董、中国国货维持会执行委员、华商皂业公会主席等职。由于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社会各界大力倡导国货,加上五洲固本厂肥皂质好价廉,销量大增,这引起英商敌视和妒恨,将固本视为“眼中钉”。提出愿付高于五洲固本厂总资产的价格,全盘收购生产资料和商标,遭到项松茂的严正拒绝。

  英商收买不成,随即将祥茂肥皂跌价倾销,妄想以价格战迫使固本倒闭。项松茂针锋相对,毅然削价销售固本肥皂,并将制药部的利润来贴补制皂部,保住企业,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使五洲固本肥皂成为名牌畅销产品,挫败了英商垄断皂业市场的企图。

  为对抗以中国肥皂公司为首的英商侵压,五洲固本先是积极拓展销售网络,加大宣传力度,在宣传中大打“国货”牌,号召消费者支持国货。在广告宣传和实际售卖中也对固本皂的“优质”大加宣扬。那时固本皂广告中频现“不缩水”“经久耐用”等词汇。在实际售卖中,许多固本皂零售商也会在柜台上进行对比试验,即将固本皂和祥茂皂同时分置于两碗水中,以事实向顾客证明固本皂更为耐用。其次,则是揭露中肥产品的线年,上海交通大学化学专家在《化学世界》发文,向全社会公开两种肥皂检测结果,力证固本质量优于洋皂。

  1930年4月20日《申报》刊登的五洲固本大幅广告,其中可见当时的产品门类已经非常多样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肇嘉浜。拍摄视角推测为在天钥桥上东望。画面右侧就是五洲固本肥皂厂,该地块在20世纪60年代固本厂并入上海制皂厂后成为上无四厂厂区,现为帝景苑

  在中外肥皂企业残酷的竞争中,民族皂厂规模普遍较小,根基不牢,频频落败。自五洲固本崛起后,这一境况逐渐有所改观。在1925—1936年间,五洲固本与外商数次交锋,有时甚至还稍据上风,最终还是稳固了市场份额,守住了一片民族企业的天地。

  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代表五洲和其他5家药房登报声明“不进日货”。并将厂内全体职工编组成义勇军第一营,自任营长,聘请军事教官严格训练,规定职工下班后军训一小时,积极备战,从而招致日寇仇视。他自撰联语:“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同时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主张深表忧虑,他曾应著名画家孙雪泥之请,在生生美术公司印制的《抗日月历》上写了“煮豆燃萁,内争可耻”题词。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奋力抗击入侵日军,伤亡极大。项松茂接受生产军用药品任务,亲自督促日夜加班赶制,供应前线急需。其时,位于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口的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靠近战区,由11位职工留守。

  1月28日傍晚,有日寇军车驶近该店,遭我爱国志士顽强阻击。次日上午,日军和浪人包围该店,强行闯入搜查,发现义勇军制服和抗日宣传品,即将留守职工全部捕去。项松茂闻讯后,义愤填膺,决定亲往营救。同事们得知后,纷纷劝阻。而他却说:“11位同事危在旦夕,我不去营救,如何对全公司负责?贪生怕死还算什么总经理?”说罢登车而去,寻找营救途径。1月30日突遭日寇劫持,押到江湾日军军营。项松茂面对日寇,义正言辞,临危不惧。次日,项松茂惨遭杀害,并被销尸灭迹。11位职工亦同时被害。

  当天是民国21年(1932年)1月31日,五洲固本厂、药店全体员工为纪念这个殉难日,在店徽、厂徽上加刻“131”字样,并把其后试制的牙膏也用“131”作为商标。

  20世纪30年代的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口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项松茂就是为救助此地的同事而被日寇所劫持

  1934年5月3日《申报》刊发“固本皂与项先生”一文,以示沉痛悼念。全文如下: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大家都知道滌蕩瑕穢的「固本肥皂」是多麽耐用,多麽去污!可恨滌蕩不掉反顏事仇,大批奸商的狼心狗肺!人人知道「固本肥皂」耐用去污,也人人知道「固本肥皂」是項松茂先生一手創辦的純粹的國貨!然而苦心經營,提倡「本固邦寗」抵制日貨,熱心愛國的項先生竟因此而被戕於「一二八」戰的敵人--獸軍--臨刑的當兒,亚洲城官网項先生居然還厲聲說:「我是中國人,當然要愛中國,你我同種,應該共存共榮,爲什麽要强估我國的土地?害我國人的生命?······一唉!這幾句話,肝膽照人!義薄雲 !不屈不撓的精神!可與文天祥,史可法齊美,奸商覩斯!有何面目?項先生舉行衣冠葬的那天,麻衣如雪!哭聲震天!無論識和不識,皆爲之泣下!

  项松茂以身殉国后,国民政府以“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著名进步人士史量才、章太炎、黄炎培等都曾撰文,高度评价项松茂崇高的爱国精神。1982年项松茂殉难5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书写“制皂制药重科研,光业光华异众贾;抗敌救友尽忠诚,爱国殉身重千古”的题词。

  项松茂身后,五洲董事会决定由其长子项绳武代总经理一职。此时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依然放弃律师职业,挑起五洲重担,在短短5年时间内,五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首先实现了项松茂生前扩建徐家汇五洲固本皂药厂和兴建第二、第三制药厂的两项夙愿。固本皂药日产量也由1000箱增至3000箱。随着产量大增,业务扩大,又增设静安寺支店和广州分店。并把福州路总管理处建成10层新厦,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药业建筑。

  项绳武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又在东吴大学深造法律,毕业后在江西路开设律所

  1936年10月10日,上海《新闻报》五洲大药房创立三十周年暨新厦落成纪念特刊

  1937年,福州路西望河南中路口。画面中深色建筑为福州路209号花旗总会(American Club)解放后为法院系统使用。画面最右侧的建筑就是1936年落成的五洲大药房新厦,现为上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使用

  1937年11月上海租界沦为“孤岛”,五洲又遭浩劫。先是装满制药机器及原料准备内迁的船只,遭日机轰炸沉没,闸北第三制药厂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继而五洲固本皂药厂被日军占领,许多房产全被日军焚毁。随后又由日本油脂株式会社出面接管,威逼项绳武“合作”,项绳武满怀国恨家仇,断然拒绝。日商又利用厂中原材料,生产冒牌五洲固本皂,项绳武不顾自身安危,一方面登报声明伪皂来源及其特征,提醒消费者勿受其骗。另一方面租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花园住宅,安装设备,恢复生产固本皂,并在皂面骑缝小商标上加印“小沙渡路出品”字样,让消费者识别真伪,加上经销店拒售假货,迫使日制固本皂再难鱼目混珠,销售停滞,只得改用“五星牌”商标。

  20世纪30年代后期,五洲固本厂刊发的绿宝香皂广告。当时南京路新新百货为其总代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五洲固本厂、店均被日军军管。日本油脂株式会社“宴请”项绳武,重弹“合作”老调,再次遭到拒绝,日本人恼羞成怒,以五洲“131”店徽和“131”牙膏为反日标志,把他带到日军宪兵队驻地,强迫他签署“合作协议”。

  项绳武一如其父,临危不惧,侃侃而谈:“中国自古以孝治天下,我父惨死你们手中,尸骨无存,我为人子者如与你们合作,必遭万人唾骂,又何颜对先父在天之灵。要我签字,宁断吾手!”日寇见强压无效,只得采取惯用的怀柔手段,关押一天后,将他释放。抗战胜利后,他准备赴美考察,回国后实施五洲复兴大计。可惜在即将成行时,查出罹患鼻癌,于1947年去世,年仅47岁。

  1949年5月,为迎接上海解放,很多商家在橱窗中摆出毛主席画像,图中可见固本药皂

  上海解放后,各私营皂厂生产逐年增加。1950年,肥皂产量110万箱。1951年,全市生产香皂36种。1954年全市有各类肥皂品牌15种。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负债过重,自愿以厂抵债,转让给上海市人民政府。1952年6月28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中国肥皂公司。此间,陆续并入南阳肥皂厂等5家小型肥皂厂。1955年7月1日定名为国营上海制皂厂,地址杨树浦路2310号。

  1955年前后的肇嘉浜路东望。臭水浜已改造为通衢大道,路南可见五洲固本肥皂厂部分建筑

  20世纪50年代早期,还未改制前的中国肥皂公司产品广告。当时该企业隶属于华东工业部

  解放初期,为稳定物价,各地政府都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固本肥皂当时也被列入重点观察的商品目录。图为南京市当时的主要商品价格

  1956年7月17日,《解放日报》刊发题为“上海制皂厂 各种肥皂物美价廉”的头版报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厂家开始不断开发香皂新品种。1956年,五洲固本肥皂厂投产天鹅香皂,采用高级牛羊油、椰子油作为主体原料,并配入名贵的天然白兰花香精和护肤成份,生产具有美容、护肤双重功效,皂性中和,适合女性和婴儿使用的高档香皂。自1956年起,用国产香精配制出与进口货类似的香皂香精,先后研制投产玉叶香药皂、锦花香皂、月宫檀香皂和迎春香皂等新产品。

  1957年,固本厂又专门为婴孩、儿童盥洗而特制护肤香皂。至1959年,固本厂高级香皂品种有10余种,香皂产量达9547吨,占肥皂总产量的21.3%。1958年,扇牌洗衣皂在五洲固本肥皂厂问世,这是一种高级半透明的洗衣皂,脂肪酸含量达72%。1959年,著名的上海药皂问世,这种特效除菌皂,历经改良,长期畅销。

  在行业改造中,明星家用化学品厂、裕华肥皂厂等相继并入上海制皂厂。特别是1960年10月,五洲固本肥皂厂的肥皂和甘油两个生产车间设备、职工及所有产品并入上海制皂厂,使工厂规模和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上海制皂厂成为上海唯一的专业制皂厂。这些工厂拥有的“固本”“扇牌”“绿宝”“蜂花”等名牌产品也相继转入上海制皂厂。1961年4月,对扇牌洗衣皂又进行改制,选用优质动植物油脂,皂体内加增白剂,特别适宜洗涤白色织物,并可替代香皂使用。年产5万箱,出口东南亚、非洲及中国香港等地区。

  在计划经济时代,肥皂也是要凭票供应的。图为1985年上海市百货公司发放的农村版肥皂票

  1995年,上海各大报纸上都刊出了这则“今年20,明年18”的上海制皂公司白丽美容香皂广告。当时围绕这句广告词还颇有一番争论,现今已成经典

  20世纪80年代,上海制皂厂研制投产新产品有三色美加净香皂、蜂花茉莉、玫瑰、人参和百花等系列香皂,以及锦花美容香皂、白丽香皂、芳芳香皂、天龙珍珠香皂和宾馆、旅游用小香皂等,颇受国内外市场欢迎,供不应求。至1985年,上海制皂厂各类新品种已生产22.42万箱,产值1540.86万元,实现利润461.64万元。

  1988年起,上海制皂厂开始试制我国第一代多脂类香皂——白丽美容香皂。1989年投产进入市场,填补了国内多脂类香皂的空白。白丽美容香皂由于配料独特,不含游离苛性碱,含有定量的游离脂肪酸,它与人体皮肤相一致,起到润肤护肤作用,加上选用螯合剂、抗氧剂的添加物,存放一年后,其色泽、香味均保持原状,且集洗涤、护肤、美容三种功效于一体,成为国内香皂升级换代产品,投产当年销量1032吨,第二年上升至2094吨。

  1990年,国内高档多脂美容香皂——白色美加净美容香皂在该厂问世,质量可与美国P&G公司的著名产品CAMAY香皂媲美,具有香气幽雅奔放持久等优点。之后,又开发研制加有多种富脂剂和芦荟浓汁的美加净芦荟香皂,具有滋润皮肤、增强弹性、减少皱纹的特殊功能。至1990年,上海肥皂行业已形成蜂花、美加净、白丽、上海、扇牌和固本六大系列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主导地位,并远销欧、亚、美洲等40多个国家或地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2017年7月,上海制皂公司接到来自联合国的商业采购电话,希望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定制一款香皂,无香精、保湿、低敏感,提供给儿童使用。这份订单看似简单,实际上对规模化生产的要求非常严格。经过多次打样、调整确认后,终于定制出印有浅蓝色字体的透明糖果色外包装,皂体为白色,无香精、保湿、低敏感。

  2017年底,上海制皂公司完成首批3万块特制香皂的订单,时隔4个月又完成第二份9万块香皂的订单,为联合国援助工作贡献了一份力量。上海制皂公司也成为了联合国供应商之一。2018年10月22日,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布首批24家上海特色伴手礼企业名录,华谊集团下属上海制皂(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蜂花”逸品檀香皂,成为进博会上海优选特色产品(伴手礼)之一。

  2018年9月19—23日,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图为上海制皂公司展台

  百余年来,以固本为先驱的上海制皂业民族品牌,穿越时空隧道,沐浴时代春风,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开辟“中华老字号”新天地,展示“上海制造”的独特风采。END